中国有个安徽，安徽有个阜阳，阜阳有个三合，三合有个南唐。这里人民，人均一亩耕地，绝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留在村里的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孩子。人们靠打工挣钱，靠种地吃饭，紧紧张张的谋生着。

南唐有了兴农合作社。 2005 年初，由兴农合作社推动的一场乡村民主选举，在没有媒体、没有学者、没有基金会参与的情况下，悄悄地展开……。

2005 年初，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我们兴农合作社在当地一些村，以主人翁的身份实实在在参与了选举的全过程……。

一、保障参与

广大普通的乡村劳动者，能不能真正参与选举，是基层民主选举能否体现民意的重要标志。广大乡村劳动者在参与选举中有三个障碍：

（一）不会参与

许多乡村劳动者不懂选举相关法律政策，乡镇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希望广大群众掌握选举法律政策，选出代表民意的村委会，而是希望哪些听话的、和乡镇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人能够当选。所以，他们不愿宣传相关的选举法律政策，他们害怕广大群众掌握了相关的选举法律政策，有时甚至故意隐匿这些公共信息。由于不懂得选举法律政策，许多乡村劳动者不敢参与选举，怕不小心就违犯了法律，乡镇领导更是，时时警告广大乡村劳动者，这样作是违法的，那样做是不合理的，等等。村民中的老人和妇女，很难从报纸、杂志、电视上去学习选举相关法律政策，而且绝大多数的妇女和老人没上过学，无法读懂艰涩的法律文字。

（二）不敢参与

村民选举中，分散的乡村劳动者个体面对高度组织化的乡村干部，其力量太微弱。现在的乡村，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分散，缺乏共公生活、缺乏凝聚力。个体分散的乡村劳动者真实独立参与选择，就会触及现在乡村干部利益，很容易被有组织的乡村干部打压，因此，广大个体分散的乡村劳动者，常常会因为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真正参与。

（三）参与无效

因为缺乏公共生活，个体分散的乡村既便偶然当选，也因缺乏经常性的民意支持基础，而无法实现稳定和谐的乡村治理。

由此可见，在普遍缺乏公共生活的乡村，个体分散的乡村劳动者是没有办法真正独立参与的。我们认为只有重建乡村公共生活，才能保障广大乡村劳动者能真正参与。我们首先在各个村，推动成立一个老年协会，然后再以团队的力量，组织广大乡村劳动者学习选举法律政策。许多妇女、老人没上过学，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写字，可是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讨论，开着玩笑，气氛热烈，是最好的学习。我们组织了几次选举法学习，我们的社员范国清、邢彩英、常启兰、吴启颖、申文新、吴士彬、唐治英等，虽然都不识字，但大家一起交流、一起讨论村民享有哪些民主权利，哪些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可以怎么做，不可以怎么做，交流到最后，还有社员主动带领大家一起喊：“我们要作会行使权利的公民，不作老好人”，声震屋瓦，振奋人心。

以团队形式，不但便于大家学习选举法律政策，而且团队形式可以产生公共舆论，可以产生较大的动员力，可以鼓励、支持乡村劳动者真正参与乡村选举，有了团队依靠，乡村干部不敢轻易打击已经觉醒的乡村劳动者。我们社员王刚，六十多岁的老人，宣传动员工作很积极，村干部打电话威胁他，他都不害怕，他说：“有大家和我在一起，那些贪官污吏不敢对我怎么样。”

团队形式的集体参与，可以形成稳定的民主支持基础，可以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多数人意见，对于人际关系日益分散、疏离的乡村的和谐建设极为重要。

二、参与的层次

在乡村民主选举中，我们强调乡村劳动者的参与，而参与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因为村庄中每个人对选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象：村民小组长、党员、村民代表、有威信的主见领袖、有威信的家族长辈。这些人的参与对选举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因为他们对身边的人有重要的影响，我们把这些人群的参与称为第一层次的参与。我们推动选举的王老村，主要以动员第一层次力量的参与，成功均衡了乡镇干部控制选举结果的意图，选举进展很顺利。

我们把广大乡村劳动者普遍参与选举，称为第二层次的参与。当然，这是更高层次的村民参与，需要大量艰辛的动员工作，我们在南庄村、孙庄村组织了八十人的文艺宣传队伍，巡回游行宣传选举法律政策，动员大家积极参与，取得了群众的积极参与。

就我们的体验而言，在现实的村庄政治、文化、经济基础来看，我们认为以动员第一层次参与力量，建设乡村民主自治，是现实可行的方式，虽不是大规模的普遍参与，却可以均衡乡村政府任命的意志，拓展民主自治的空间。

三、沉默的大多数与乡村民主的妥协

在乡村民主选举中，坚持站在我们这样新兴草根民主力量一边的人并不多，而坚持站在传统保守一边反对我们的人也很少，绝大部分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发现沉默的大多数具有即时性立场与选择。所谓即时性立场与选择，我们定义为：绝大多数的人根据自身所处环境情势、信息变化而随之变化的立场与选择。例如：张三决定选李四，而由于王五到张三家拉拉两个人先前的关系，于是张三改选王五了。或看别人都选王五了，也跟着选王五了。所谓竞选，就是不同力量去迎合、影响沉默大多数即时性立场与选择。这种迎合与影响，就决定了乡村民主的妥协性。

在孙庄村的第二轮选举中，乡村两级传统保守力量联合，对我们的候选人采用道德上的攻击，去迎合、影响沉默大多数的即时性立场与选择，辅以共公权力的操作，产生相当大的力量。致使我们的候选人均落选。

选举时，向沉默大多数妥协，选举后治理时向分化的对立面妥协。尽管民主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充满妥协，而妥协是有界限的，它不能伤及民主的基本价值追求，而滑向阴谋的深渊。

四、弥合村庄伤口

我们推动的选举工作，是新兴的草根民主力量与传统保守力量的一次争取民心的对抗，对抗必然产生分化，使村庄分化成不同的声音和利益群体。这种对抗首先在村庄外部形成分化——即新兴草根民主力量与乡级基层政府的分化。乡级政府很难接受新兴的草根民主力量的存在。村庄内部形成另一种分化——即新兴草根民主力量与村庄内的传统保守势力的分化。村庄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居于村庄主导地位的村干部势力、家族势力，他们也不能接受新兴草根民主力量的存在。

村庄外部分化，是转型社会必须经历的阶段，这种分化为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一定空间，也是新兴草根民主保持其民间性、独立性的重要前提。但这种分化不能太大，应该有度，新兴草根民主必须明白，我们只是不同意乡级政府的某些做法，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建设、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

村庄内部的分化，决定着新兴草根民主的存在与发展。

对于村庄内部分化的处理，决定着新兴草根民主力量的存在与发展。新兴草根民主力量根植于民间，根植于传统人群之中，其合法性也来源于民间的认同。相对于成长了几千年的传统保守力量，新兴草根民主力量是非常弱小的。所以，当强调参与，强调对抗的乡村基层民主选举结束后，在乡村治理阶段，弥合分歧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南唐村，选举结束后，针对选举导致的村庄外部分化，我们主动和政府沟通，表达我们的建设性立场。针对村庄内部分化，我们首先在团队内部开大会讨论，引导大家从选举时对抗性心理回归到建设时期合作心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见面时我们也要主动打招呼。同时我们还在村庄内组织了近百人的宣传中央一号文件的文艺巡游演出，把村庄内的关注焦点、舆论焦点从选举的对抗转移到建设性的合作上来，逐渐改善一个村庄的内部分化，为村庄实现稳定和谐的治理，创造了相对统一的民意基础。同时以一个团队的力量进行村庄治理，为广泛的民众参与提供了保障。

五、合作社的内部民主

作为推动村庄民主建设的农民合作组织，合作社本身应该也必须是实行民主治理的、倡导人人平等参与的。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实行独裁治理的草根民间组织打着民主的口号去复制另一个独裁。今年 3 月份，我们兴农合作社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社员参与积极，一些外出打工的社员还专门打电话委托家里人代为投票，参与的热情让人感动。

胡主席在论述和谐社会的内涵时，强调了民主法治，温总理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论述中，也强调了管理民主。我们兴农合作社愿意和所有，有志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人们一起努力，为我们共同幸福的新乡村。